《嘉惠堂》寫的是明朝中后期發生在佛山的一個故事。我認為，是一部“大書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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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說構思周全縝密，人物角色齊全，場景變換絢麗，節奏交替緊湊。

尤為突出的是故事性強。大故事套小故事，新故事迭舊故事，環環相扣，跌宕有致，引人入勝。

中國傳統小說的手法就是講故事。莫言獲諾貝爾獎的答謝演說就是講故事。這技巧在塑造、渲染、感化諸方面有特殊的功能，對中國讀者來說，尤勝西方的冗長描寫和抒情。

是佛山故事，又是中國故事；是歷史故事，又映照著當今。這是作者的強項。從長篇小說《大魁堂》到《保濟天下》《釉變》，再到諸多劇本，皆是如此。講古不論今，沒有價值，論今不講古，淺薄。魯迅有《故事新編》，其意義就在一個“新”字上。

《嘉惠堂》的新在于，故事是古典的，觀念是現代的，語言和節奏也是現代的。有時，像影視蒙太奇的快速切換，給人應接不暇的魔幻感覺，但這感覺是現代的。因此讀者在閱讀時，必會有合理的延展，在時空上作普世的推想，從而把古典溶解于當代的現實之中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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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說中對粵地的風物人事歷史典故介紹如數家珍，仿佛作者是個本土本鄉的老廣東。作為外鄉人，足見作者深入底層，案頭功夫了得。梅花香自苦寒來，誠然。

諸多讀者會在書中尋到與自己合拍的興趣點。舞者，會找出“文舞獅”和“武舞獅”的訣竅；工匠，會琢磨“抬桿子”“號炮”“堂杖”““金斗”的打造；習武人，會探究“倒式虎”“反推門”的格斗招數；音樂人，會去探訪“四大名琴”和“綠綺琴”的蹤影；老學究會考據“官妓”的設置和“鄉黨案”的來龍去脈，會考據“姑婆屋”“自梳女”“紅頭巾”“文武同修”的民間風情；戲迷們會把許多精彩場景看成折子戲，設想著若有《趁船》《鞭打阿妹》等出，多有戲味，就會像看《沙家浜》的“智斗”和《白蛇傳》的“斷橋”那樣有趣。

當然，讀者群中也肯定有美食者，他們寄興于“吃在廣州，廚在順德”，會尋找粵系菜譜。我的幾位老酒友會盼著品嘗“玉冰燒”，那浸泡著肥膘肉的老酒究竟是什么滋味？

恰巧，今年孫女考上了珠海的一所大學。前幾天，兒子去送她。兒子的同學在珠海工作，一天晚上，請他們吃“順德菜”，滿桌珍肴，視頻過來，過了一回眼福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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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同的價值取向就有不同的目光所及，會得出各自的心得。我偏重于嘉惠堂的構建和佛山義倉的運作。

先看義倉。宗旨是民有民管民用（古今中外，“三民”或“四民”，多。佛山義倉的這個好像最早）。民管之上，尚有官管。官民互管，互相鉗制。

有一段義倉搬遷的爭論很精彩。全由民管，不安全，無力對付暴民；全由官管，若有情弊，誰來管官？屈原式的天問，耐人尋味。

社會監督既是雙向的，又是閉合的。只要出現缺口，就會形成災難，任何人都不能不受監督，都處在監督和被監督之中。封建皇權專制是有缺口的，中國皇帝有“罪己詔”，就是想彌補這個缺口，做個樣子，給百姓看看。至少在形式上如此。

再說嘉惠堂。嘉惠堂是個民間自治機構，比中國傳統社會的鄉紳治理和家族自控，提高了一大步，閃耀著古雅典民主共和的微光。

領導層——總值事、值事、鋪首，層層選舉。有任期，須換屆。值事們無報酬，作無償服務。

職責——救災，濟貧，養老，助學等。

規則——大事議，議不定，公決；小事守“成法”（即規章制度）。人治已經相當淡化。

甚至有自衛力量——鄉勇。

甚至有權威的信仰——北帝。

原來，嘉惠堂就是一個自治政府，南?？h令只是一個“舉辦單位”而已，無權干涉它的日常政事。佛山為什么在那個時代，那個時期，形成很明顯的工業化城市、商業化城市特征，細推物理，于此當有很大的關系。

令人遺憾的是，此種政治構架，在那樣的“水域”中，只能是小荷僅露尖尖角，幼嫩，脆弱。因為效忠于皇朝集權，無提高的能力和條件。

小說興趣盎然地講述了嘉惠堂，懷念她當年的風貌，遙望她遠去的身影，帶著惋惜和慨嘆的深情。掩卷回想，也許那個“冼公洞”的出現正是作者這片深情的寄托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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冼治平是作者全力打造的理想人物，群體雕像的軸心，亮點。

寬厚仁愛重民惜民；有人望有氣場有遠見有膽識；慮事周全，光明磊落，從不暗箱茍且。

人生格言是，身在公門好行善，民心為重；幸福觀是，為愛情為名節為信念；犧牲觀是，為仁為義為忠可拋生命，可棄名節。

這是古典和現代人文追求相互浸潤的結果，中外品格有機聚合的結晶。

一個個故事，一個個細節，豐滿了這個人物的血肉形象，一件件令人信服的事例奠定了冼治平的領袖地位。不自封，不力爭，潮流所涌，受命危難。有點“奉天承運”的味道。這“天”是民眾，這“運”是潮流。

在重商薄農的廣州佛山，在文明初現的明代（即所謂資本主義萌芽的階段），冼治平應運而生，不超越，不游離，共生共存，在其中，在其位。嘉惠堂成就了冼治平，冼治平成就了嘉惠堂。

正所謂：人得其時，時得其人。

結局很美好。人各有悟，笑泯恩仇，官民一體，天下祥和。冼治平則遁入山林，遠離塵世，像只仙鶴翱翔于藍天白云之間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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掩卷靜思，嘉惠堂這樣美好的事物，冼治平這樣杰出的人才，作者無法給出他們的現實結局，便只有給一個理想化的設想。這是作者善良的愿望，無奈的選擇，更是歷史的悲哀。

小說中，冼治平是個努力有為、全力入世的形象，作者讓他給心愛的女兒取名“素樸”，則透露了冼治平對“老莊”無為的信仰。因為“見素抱樸”是老莊思想之精髓。這也說明了冼治平為了民眾，其實在做無奈之舉，這種悲哀不僅僅屬于冼治平，也屬于他所處的時代。這，無疑給小說增加了更加濃厚的悲劇色彩。

作者肯定知道，冼治平同代中許許多多的杰出人物，如張居正、海瑞、李贄等一個個走向悲愴慘烈的歸宿；作者也知道，稍晚一些的滿清，逆著潮流，正沿著更加極端的皇權統治一路狂奔；作者更知道，此時的域外，已經有議會出現，《契約論》《政府論》相繼問世，而封建皇朝卻果斷地絕情地把它們拒之門外。嘉惠堂便只能是那個僅露尖尖角的“小荷”，在“風刀霜劍嚴相逼”之下，歸于毀滅。冼治平只好攜同他鐘愛的人和事，栩栩入仙。

我想，小說《嘉惠堂》的意義似乎也在于此，走入死胡同，一切美好將是夢中之花。

陳瑞君